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抗爭,不管以人權、種族、性別或文化為基礎,全部必須經歷漫長的歲月考驗,不可一蹴而就。不說太遠,看香港從五年前的傘運到當前的反修例運動,法治危機、警民衝突及白色恐怖不斷升級,民眾持續表態也未獲正面回應,已是實例。
抗爭從來不易,這事你我終於知。面對無止盡的道德衝擊及集體疲憊,我們該怎麼辦?湊巧早前夏日國際電影節,選映了英國殿堂級導演堅盧治(Ken Loach)新戲《對不起,錯過你》(Sorry We Missed You),或許大家可從這位良心電影人半世紀以來,無懼打壓,用電影求問公義的經驗,學習如何溫柔且堅定地應對每場意志之戰。
多數人遇事「自然反應」是趨向快樂逃避痛苦,但堅盧治偏偏相反,當社會只顧經濟效益、電影講求娛樂至上,他執導逾 50 載仍不改老左翼影像抗爭之路,他的電影也不像好些歐洲導演看重藝術性,而是富有政治氣息與寫實主義,直視弱勢處境與痛苦的根源,被譽為當代良心導演。
這種取向攸關成長經驗。年屆八旬的堅盧治,1936 年生於英國典型藍領保守黨家庭,父為電器技工、母為髮型師。60 年代,他本來帶著右派思想入讀牛津大學唸法律,但在學時遇上至愛的戲劇,跟同學合作諷刺時弊的短劇,令他審視英國雖從二戰後恢復,國民生活改善,次文化大盛,像披頭四紅透全球,人人引以為傲,但繁榮背後,根深蒂固的官僚體制與企業剝削,暗地折騰無數基層家庭。
1965 年,堅盧治帶著公民知識與藝術熱情,加盟英國廣播公司(BBC)製作「周三劇場」(Wednesday Play),成為政治觀「右轉左」分水嶺。當時他汲取近尾聲的意大利新寫實主義,及正火熱的法國新浪潮技法,將實景拍攝、戲劇元素與街訪錄音結合,製作成一系列主題偏鋒的半紀實電視單元劇,包括談非法墮胎的《Up the Junction》、控訴制度歧視精神病患的《In Two Minds》、論死刑爭議的《3 Clear Sundays》等,而鞭撻保守救濟政策的《Cathy Come Home》堪稱成名作,並促使他於 1967 年轉向電影界拍出《Poor Cow》,開展影像抗爭。
從《Poor Cow》開始,堅盧治往後作品如《Kes》(1969)寫照年輕世代被陳腐教育扼殺希望;《Family Life》審視家長與校方給孩子造成的精神壓迫;《Riff-Raff》(1991)抨擊勞工福利與保障不足等,全部不離人文關懷與時政批判,也不以電影去操縱生活的變遷,而是容讓角色推動事件變化。
像新作《對不起,錯過你》就貫徹簡樸。藉由工程師變藍領的主人翁 Ricky,為讓家人不再流徙搬遷,逼著賣掉看護妻子 Abby 的汽車,改購貨車轉當快遞工人賺錢置業。奈何,Ricky 所屬的快遞企業為節省資源,強制他當自僱人士,此期間,青春叛逆期的長子 Seb 看破資本剝削,不停逃學招惹麻煩,懂事幼女 Liza 對家人紛爭束手無策的故事,堅盧治環環緊扣地牽引出:世代矛盾、教育僵化、社福支援不足、成長煩惱、人口老化等議題,剪輯和畫面無花俏招式,只踏實推進劇情,令虛構內容沉澱出厚重實感,觀眾情感被觸動而不致過度煽情,慢慢領會箇中酸楚。
更難得,堅盧治年事已高,視野仍緊貼時代脈搏。《對》既將背景設定於老工業城紐卡素,也安排不閶科技的 Ricky 必須以互聯網及 App 應付快遞任務,以及跟子女溝通漸生障礙等細節,突顯人被時代推著走的無奈,尤其當市場不斷歌頌「零工經濟」(Gig Economy 即「炒散」)、鼓吹「斜槓模式」(Slash ),表面賦予勞動者與自由工作者更多自由與彈性,實則隱藏變相的剝削主義,令眾人的工時嚴重受生產數量所制約,淪為新型奴隸,以至片尾,所有人物明知問題卻無力改寫現實,更不可能回到過去,更叫銀幕前為生活苦苦掙扎的觀眾,加倍體會世道的殘酷與不仁。
說得感傷,但堅盧治不為賣弄悲情,反而想點燃活著的希望。《對》的主角家庭縱被社會巨輪狠狠碾壓,可是他們憑「不離不散」的強大向心力,以「愛」維繫這頭家,令其不至破碎,給觀眾留下一絲「只要我們齊齊整整,終可一起改變生活」的願望,也令人記起導演於戲外的不屈。
從影 50 多年,堅盧治的際遇非無風無浪。 長期關心底層和勞動權益,指責政權的偽善與專橫,令他被視作眼中釘。80 年代,堅盧治曾因受政治壓抑一度出走,被稱作「勾結德法勢力」的《Fatherland》(1986),是他實驗歐洲藝術電影新風之作,此片借德國變節分子控訴西方資本主義,諷喻戴卓爾政府以機會主義禍國殃民。另外,勇奪康城影展評審團獎的《Hidden Agenda》(1990),矛頭更直指英國政府漠視人權,以鐵腕處理北愛問題,慘遭當局公開猛烈抨擊。不管打擊再大,堅盧治始終無懼,結果他以強大意志力,捱過打壓的日子,反倒是戴卓爾夫人竟於電影公映半年後下台。1993 年,堅盧治再度無視保守黨與工黨聲討,拍出《Raining Stones》彰顯窮人尊嚴,再奪康城評審團獎。
有趣的是,堅盧治的抗爭徹底至生活。1977 年,他斷然拒領被視作全英國最大榮譽的 OBE 官佐勳章,直到 2001 年才於訪問親自解謎,表態不願接受一枚象徵大英帝國剝削和征服的紀念碑,更鄙視一切效忠女皇的行動,甚至絕核諷刺:「看到那班戴上勳章的傢伙,就知這可不是我想參加的俱樂部。」
這位風骨魁奇的憤怒老人還非常自省,於自傳紀錄片《堅盧治:電影抗爭人生》,他坦承一生最大悔疚是窮到盡頭,曾替大財團麥當勞和雀巢拍攝商業廣告,直率得可愛。這小小「污點」無阻影迷的敬意,尤其見他於 2014 年推出《翩翩舞自由》後,曾打算退休,但因不捨得停止為底層發聲,2016 年重出江湖挺著老邁之軀,拍出失業及年長階層福利危機的《我,不低頭》,強調面對不正常的社會:「若你不感憤怒,那你還算是人嗎 ?」,教人佩服他的堅持,並由此明白:任憑世界充滿缺陷,但我們不可低頭,還要好好過活,那怕日常任務多微細,總之時刻持續運作,就是對抗命運的最好方法。
Photo courtesy of Edko Films Ltd (Sorry We Missed You, I, Daniel Blake & Versus: The Life and Films of Ken Lo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