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無人想碰到混亂事,但「chaos make the muse」,亂世烽煙中人類為了求存,意志與創意往往會被大激發。今年 50 周年的「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estival),就是由一群理想主義青年於動盪世道中合力開創,並且深遠影響後世文化的音樂傳奇故事。
2019 年,香港政治風雲變色、社會矛盾劇增,眾多 97 回歸至千禧後出生的青年,飽受各種道德、人性、價值與文化的衝擊,未來何去何從?暫難定論。但以史為鑑,當我們將視野放遠、回看舊日,像 50 年前發生於美國的嬉皮士時代與「胡士托」事件,不難發現每個世代自有每個世代的煩惱與考驗。
當時的美國青年正在經歷什麼?話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全球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 至 1945)摧殘,各國政經地位與形勢大執位,美國相對其他歐洲國家,本土受破壞程度沒那般嚴重,加上總統羅斯福的新政使經濟好轉,加上科學技術與工業活躍,國內生產大幅增長,國民生活水平亦見起色。
不過,這代人比起參加過二戰的「最偉大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歷遍風火,社會情況普遍較安穩,亦傾向服從權威換取平靜小日子,所以言行與思想頗為謹小慎微、缺乏想像力,像理應最開放的大學校園少見鋒芒人物,甚至是沒有出現美國總統的一代, 1951 年《時代》雜誌(Time)就創出「沉默的一代」(Silent Generation)之詞,形容這群生於 1925 至 1945 年間,於 50 年代邁入「成年收成期」,極努力工作、財富充盈,但對世事從不表態的美國人。
奈何物極必反,當「沉默的一代」所處的體系運轉愈良好、愈厭惡風險、愈循規蹈矩,隨後於 1946 至 1960 年間出生的戰後「嬰兒潮」(baby boomers)孩子,日子就愈發艱難與壓抑,皆因多數財富與資源掌握於前人之手,他們難以遇到長輩前半生所享受到的房產、就業與投資機會,無法上流。
再者,經濟環境再豐饒,也無助解決美國潛在的社會問題,譬如白人仇視黑人、同性戀者被歧視,隨 60 年代全球接連發生青年革命及謀殺,單是美國就有兩位「年輕美國夢」代表——美國總統 John F. Kennedy 和主張非暴力抗爭的 Martin Luther King Jr.,先後於 1963 年及 1968 年被暗殺,導致憤慨與抗爭精神的火焰,於年輕族群之間迅速蔓延,嬉皮士世代(Hippie Movement)出現、民權運動不斷。從 1969 年6月1日,John Lennon 跟妻子 Yoko Ono 於加拿大蒙特婁的旅館床上錄製反戰歌《Give Peace A Chance》、6 月 28 日石牆暴動、7 月「同志解放陣線」成立等,都是例子。
「胡士托」音樂節就於如此晦暗的氣氛下應運而生。如前所述,嬉皮士新世代追捧的反戰、反階級、反種族仇視、反資本主義等精神,跟前代的保守主義及功利主義大相逕庭,故此世代紛爭激烈,像媒體或民眾對他們常有濫藥、濫交、邋遢等負面標籤。
因此起初音樂節創始人 Michael Lang、John Roberts、Joel Rosenman 和 Artie Kornfeld(當時四人均未年滿 27 歲)有感搖滾樂是年文化新風潮,於到想到在報紙刊登廣告,聚合其他同好組織一場「關於愛與和平的有趣活動」,馬上招來坊間洶湧的反對之聲,像小鎮委員就直接上訴,推翻本名 「水瓶座博覽會:三天的和平與音樂」的計劃。幸好,青年 Elliot Tiber 得悉事件後,以 Bethel Chamber of Commerce(Bethel 工商協會,促進小鎮發展的協會)成員身分,支持活動提案通過並保證:「活動沒有商業行為」,及協助眾人轉往紐約伯利恆鎮(Bethel)牧場,活動才得以在 1969 年8月 13 日於當地繼續開展。
這場本開騷已一波三折的音樂節,本來不為外界所看好,很多人甚至擔憂這群「愛搞事」的青年聚首,會引發騷亂、搶劫或打鬥傷亡等災難。但奇蹟的是,大部分受邀表演的藝人和團體,出於對宣傳主題「Woodstock,3 Days of Peace & Music」的認同,大都抱著明確的反戰與支持民運的立場參與其中,像民謠傳奇 Richie Havens 以溫暖嗓音擔任開場嘉賓,掀起音樂節的序幕;和平主義者 Joan Baez 以清新樂聲傳遞反戰思想與抗議訊息;蔑視傳統的叛逆搖滾樂女神 Janis Joplin 以迷幻得來滲透藍調色彩的唱腔,高歌生命的情熱與苦痛;另外,尚有眾多巨星如 the Who、 Joe Cocker, Crosby Stills & Nash 及 Jimi Hendrix 等 31 組樂隊與音樂人輪流登場,聲勢逼人。
台上洋溢音樂熱情與光芒,台下亦遍滿青春的歡聲笑語。由於活動星光閃爍,加上從購票入場變成免費活動,即使當時沒有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然而消息經電台節目散播、人們口耳相傳後,也吸引近 50 萬名市民來參與,當時不僅有嬉皮士,亦有部分上年紀的樂迷,雖然大家年齡、背景、性別各不同,但因著人人懷抱相同的「愛與和平」的信念,那怕道路大塞車、要徒步入會場,場內空間擠擁、食物有限,大家都不抱怨言,並且樂在其中的分享音樂、想法,甚或齊齊裸身在河裡嬉戲、在雨後泥濘中起舞、隨音樂擁抱親吻。
從三天加長至五天始終結的「胡士托」,完全沒有大眾預期的動亂發生,每位參加者反而憑著身心的投入,將多年來於不同人心中積累的煩亂與困惑,在音樂節中轉化成一場美樂的交流,徹底實現嬉皮士世代追求的崇尚自然、忠於自我,溫和地反抗主流,令人與人擺脫身分枷鎖,深層地作精神溝通的目標,成為二戰後為人津津樂道至今的一場反制度運動。
儘管,後來發生 Manson Family 案件、踏入 70 年代嬉皮士形象變調,浪潮逐漸消散,但「胡士托」創造的藝術美、時尚觀等,仍時於後世創作人的影視、藝術或時裝作品中靈光閃現,像台灣導演李安的影片《胡士托風波》(Talking Woodstock)、Anna Sui 2018 春夏騷展現極致嬉皮士風格的浪漫主義等,證明嬉皮士精神一直縈繞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