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明專欄：旁觀女兒的痛苦
本來我就想過寫寫作家孟若（Alice Munro），在她今年5月辭世的消息公布後不久，卻一直有其他東西更想寫，反正她沒有急切性。想不到一等，就出現了前所未有、震撼文壇的醜聞，一石激起千層浪，從此永纏她的人間書香，發出陣陣惡臭。
（圖片來源：IG@alicemunro_festival）
2024年7月7日， 歷史上第13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孟若，她的小女兒Skinner向《多倫多星報》投書陳情，揭露9歲時（1976年）曾遭繼父性侵，成年後告知母親，名作家卻對她的遭遇置若罔聞，竟然選擇保護施虐者（“protect abusers”）。
這件事在全球激起熾熱兼海量的討論，長久不止，國際間洗版式思辯：「從今之後該如何讀孟若」，再掀起時代、女性、作者、原生家庭、家醜不外揚的隱藏觀念，理性與花生並重，偏偏在香港，那麼一件大事卻吹不起成形的浪花。
（圖片來源：《Hateship Loveship》劇照）
別以為這只不過是孩子的模糊記憶，有商榷餘地，事實是嚴重的案情終於有落案、經警方查證及正式起訴，被告也認罪兼被判刑（時為2005年，已年屆80歲的犯人獲緩刑兩年）。法律上的公道卻沒有帶來輿論上的公義，「母親的名氣讓沉默得以延續」，禽獸繼父的惡行輕如無物，像沒有在世上發生過一樣， 「艾莉絲一直都像是『聖人艾莉絲』」，二人繼續他們的恩愛模樣，至死都虛假地若無其事，不必承認和面對自己的醜陋。
（圖片來源：《Hateship Loveship》劇照）
為什麼我想寫孟若？也不算特別喜歡她、或特別認識她，但她在《New Yorker》時有短篇故事刊載，也常有閱讀，她的筆觸確有某種日常細膩，尤其描繪那個時代、那個文化、那個處境條件下的女性：“In Munro’s work, women are repressed, silenced, and bullied by sadistic men, yet their thoughts and secret rebellions are slyly subversive”。
她擅長寫舊時代那些抑壓的女性，非常清晰在意男性的主導和性別角色權限定位，一個短篇小說都可以一而再提醒角色及讀者兩性之權力分布及主從的微妙。
（圖片來源：IG@bnhiltonhead）
《What is Remembered》寫一個婚姻出軌的偷情故事，女主角連不忠，都刻意把自己的參與配合淡化成被動的一個。她要求對方「帶我去別處」，「不是我們去別處吧」：“Take me somewhere else, not Let’s go somewhere else. That is important to her. The risk, the transfer of power”。是對方帶她走的，由對方作主，對方才是主謀，微妙地，以退為進。完全是上面說「女性秘密的反叛狡猾地充滿顛覆性」。
孟若狡猾地清楚那時代的遊戲規則。
“A product of her time, she came of age as an adult in the 1950s, when women depended on men greatly and were less sexually free”。
（圖片來源：《The New Yorker》截圖）
醜聞一爆，自此讀孟若的每一個故事都不一樣，讀起來或會腸胃不適。很多人爭論創作者品格與作品水準沒有必然相關，像之前寫過歷史終於正視到畢加索原來是個賤人，但也不能否認他作品的高超。
也有人認為她的懦弱虛偽，某程度出賣了讀者，背叛了她某種經營為女性發聲、呈現她們私密深處地下道風景的身份。原來她並不對女性忠誠，狡猾地顛覆的重點不在顛覆，在狡猾。她要處於一個安全而絲毫無損的位置，避免與男性或時代發生衝突，又怎能期待她會比被時代走得前，會為女兒出頭，挑戰丈夫的地位，衝擊自己的婚姻。
（圖片來源：《Hateship Loveship》劇照）
Skinner的一生，盡是被禽獸性侵的後遺，偏頭痛、暴食症、學業一落千丈，身為母親的，視若無睹，竟然推搪說：「她知情得太晚，且她太愛他。若我希望她為此放棄自己的需求、為孩子犧牲奉獻，又或者彌補男人的過錯，那都是父權厭女文化在作祟。她堅信不論我與繼父之間發生了多少事，都與她無關。」
反而覺得，她寫什麼書，擅不擅長寫女性都不是最重要，難道她寫的是驚慄小說，又或者是烹飪書，就可以保護施虐者，漠視女兒受到的重大傷害，成長路上要面對繼父不停metoo （在她面前露體、猥褻自瀆、邀約性交等）的種種獸行？
（圖片來源：《Hateship Loveship》劇照）
旁觀他人的痛苦不去伸出援手，已經說不過去，一個母親，旁觀女兒受到的傷害，選擇做一個同謀，更加匪夷所思，
「寫作的尺度可以比做人的尺度寬綽些。」即是做人更要嚴謹。女兒被性侵這件事，其實不必太琢磨她的作家身份，不如著眼如何做人。有些人竟甚至認為不應翻她的舊帳，死者已矣。有冇搞錯！重點不是她是否名作家，是否擅長寫女性，那只是令她罪加兩等，重點是作為一個母親、作為一個人，她連對親生女兒的同理心和基本保護都沒有做到，她背叛的不是讀者，是作為一個「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