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十九歲的我》獲頒最佳電影引爭議，香港電影金像獎是小圈子遊戲？
《給十九歲的我》獲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發最佳電影，引爆爭議，網上一直發酵，網民抨擊香港電影金像獎，有人提出罷看金像獎甚或罷看香港電影云云。最新有昔日影人（今Youtuber）蕭若元對金像獎發出嚴厲指控，他說：「金像獎就是個小圈子遊戲，主席爾冬陞和副主席文雋要全權負責，其他人都係傀儡！」他翻查資料，指金像獎是由電影發展局撥款約970萬舉辦的，而《給十九歲的我》導演張婉婷正是電影發展局「資金審批委員會」召集人，又是「電影發展局副主席」。所以他推論，是張婉婷批準撥款，金像獎才搞得成，金像獎投桃報李，就把大獎頒了給她。對這種講法，還有其他Youtuber和應。
《給十九歲的我》獲頒最佳電影引爭議，香港電影金像獎是小圈子遊戲？（圖片來源：IG @hongkongfilmawards）
《給十九歲的我》獲頒最佳電影引爭議，香港電影金像獎是小圈子遊戲？
這是一個陰謀論，推論爾冬陞、文雋因（利益）頒獎給張婉婷。其實金像獎除了製作費，落手落腳的員工有支薪外，九成參與的都是義工。陰謀論的特點是它無法證實，也無法推翻，它會一直陰魂不散，讓人和人失去互信，讓相信的人相信。
（圖片來源：《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金像獎當然是「小圈子遊戲」，世界上所有獎項都是小圈子遊戲。一些影展、例如台灣金馬奬（它屬於影展）、法國康影影展都是由數十個評審坐下來開會決定所有獎項的，其實更小圈子。反而因為香港金像奬仿傚的是奧斯卡，設立了投票機制的。爾冬陞表示今年奧卡斯的選民人數達九千多人，而金像獎約有二千名投票人。按它的機制運行，其實沒有人能預測賽果。
其實如果真正要全民投票，就是看票房數字，因為觀眾都是掏腰包，拿真金白銀購票的，反而網上常有網民投選十大電影，我最喜歡的男女演員等等，往往容易全部變成了偶像明星主演的作品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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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爾冬陞要負全責？
蕭若元對金像獎的指控，意思是爾冬陞和文雋主宰了一切，甚至大有指控金像獎造馬給《給十九歲的我》的意味，這可能嗎？我們再看一次金像獎的評選機制，電影由開始經兩輪評選，第一輪由120名業評審（50%），加約2,000選民（50%）投票決定，每個獎項最高票數的五位，成為獲提名作品；第二輪評選，專業評審佔55%（75人），屬會會員佔45%，有些人指55%（那75位專業評審）佔了大比例，很容易被操控，但其實規矩定明：一，這75人是在業界屬會中抽籤出來的；二，每一個人只可連續兩年出任專業評委，不能連當三年。而每個專業評委只要有作品提名金像獎，就會失去專業評審資格。那麼，既然誰當專業評審要抽籤，又年年不同，到底有沒有人能事先控制誰投今年的票？也沒有人能控制今年的戰果？其實大家心裡有答案。
（圖片來源：《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看到《給十九歲》校方又想退出，但又得了最佳電影，不會放映這尷尬狀態，很多人不明白為何金像獎不設退選機制，造成今天局面。其實這制度的原意也是保護電影工作者，因為過去拍電影過程往往有很多紛爭，提名的是片主，但提名後出現片主和工作人員有爭拗，片主會想退選，或選擇改掉提名名字。制度這樣定，不能改也不能退選，其實出於善事，一心想保護各電影工作者不被片主欺負。
（圖片來源：《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如果你在網上重看2月的金像獎記者會，爾冬陞在接受訪問時已發生了《十九歲》的風波，當時爾冬陞說：「第一輪評選時這事情未發生，沒有人在考慮這件事，它是由2月5日才開始的。」記者會尾聲，有記者突然說校方剛公布了想退選，問爾冬陞會怎處理，當時爾冬陞還問：「咦，他們在那裡公布的。」當時他也不知道。
（圖片來源：《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其實如讓《十九歲》贏得最佳電影的機制，咪係七年前讓《十年》（2015）贏得最佳電影的機制囉，你不能輸打贏要。」一個電影人說。
2016年《十年》得最佳電影惹起很大風波，有人猛烈批評金像獎的機制，大家都應該記得香港影業協會理事長洪祖星曾指《十年》獲獎黐線，他說制度不公，應改為一人一票（原來他支持一人一票），結果原來制度堅持了下來，反而選民人數，如今的機制比八年前爭加了（第一輸專業評審由100加至120），第二輸由50加到75）。」網上也有論者說二十年前是劉青雲、鄭秀文，二十年後也是劉青雲、鄭秀文，這賽果是刻意打壓年輕電影工作者，電影人說：「論選民人數，如今人數比《十年》時多了，論選民年紀，過了五年選民也一定比以往年輕了。」
（圖片來源：《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若不是爆發爭議，《給十九歲的我》得最佳電影，本是歷史性大事。2009年張經緯紀錄片《音樂人生》獲金像獎最佳電影提名，最終沒有獲大獎（得了新晉導演），已是港產紀錄片與金像獎最佳電影的最近距離。早前因為《給十九歲》而引至《音樂人生》主角黃家正撰文提及，一直反對影片放映使用部份內容，涉及他與父親之間關係，本來導演張經緯答應了不會剪進電影裡，但後來反口，結果導至黃家正一度與父親決裂，有家歸不得，那是後話。
（圖片來源：《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給十九歲》因為片中兩個女主角，在二月爆出一直甶反對電影公映，但不果，她們披露了影片最初只是要拍攝DVD，後來變成了長片（其實你只是把一個女孩的私人 Status公開已不道德了吧）。更嚴重的是拍攝過程之中，有威嚇女同學修改同意書有法律責任等等手段，拍攝團隊也一直沒有否認。只要以上屬實，這都不是爭議，而其實是醜聞了。
《給十九歲》導演之一郭偉倫在台上說：
「經歷多月無可理喻折騰，拍咗先算、剪咗先算、上咗先算。」
等言論，不但是公關災難，更是對全港市民的侮辱，他透露了兩個月前張婉婷說要致歉，其實一直都沒有認為自己有做錯，非但如此，還覺得自己含寃受屈，備受欺凌，十分無辜。這對群眾來說，一切錯都是你錯，他們沒有反省，自然是無法理解，令人憤怒。
（圖片來源：ViuTV香港電影金像獎直播）
但事實並不只如此，因為《給十九歲》是經過金像獎的評選機制投出來的，它已證實了，在業界裡面，有好多人覺得以上的紀錄片倫理其實並不太重要，至少不比我們認為的重要。只要作品有感動到我，團隊又花了十年的精力拍攝，那又怎能抹煞了呢？以上論調，我就聽過不少年輕電影業工作者講過，他們都是事件爆發後仍然力挺《給十九歲》，認為它值得獲獎的，當中不少是女孩。兩個月前如此，兩個月後，金像獎的結果也再證明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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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電影圈工作很辛勞，的確有「電影人幫電影人，作品最重要」等思維。一邊認為作品最重要，另一邊覺得你傷害了人，還敢拿出來自稱「今生無撼」，到底有沒有良知？兩種看法的人，如今仍然沒有對話。
業界人士對最佳電影、甚至是最佳導演等奬項品味都有差距，這本來很正常，但道德上也有這麼大的差距，這才是問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