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十九歲的我》近期惹爭議至暫停放眏，電影試映期長達半年，然後上畫，本來不絕好評，結果因為先有網上的質疑聲音，再有被訪者出來揭發拍攝過程中，包括屢次拒拍不果、拍攝中有偷拍成份，自己沒簽過同意書，影片最初聲稱只是製作DVD，自己從來不同意作公映等等眾多原因，開始發酵。少女說最初簽同意書時只有12歲，但後來拍攝團隊聲稱同意書有法律基礎，如果「仍要繼續阻止，會有法律責任」（不是事實）。最後，單車運動員李慧詩網上公開自己「被拍進紀錄片而不知情」，成了壓垮駱駝背最後一根稻草。

《給十九歲的我》引起各方爭議。（圖片來源：《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給十九歲的我》惹爭議｜導演張婉婷犯了甚麼紀錄片基本倫理？

雖然電影公司很快就宣布電影停止放映，但網上還是爭拗聲不絕，到底紀錄片有何倫理可言？有一些觀眾問：電影都拍好了，而且廣獲好評，為何要把它禁了？

這一切，到回到紀錄片的倫理上去了解。
我們從2008年一齣中國紀錄片《麥收》去了解紀錄片倫理，用鏡頭紀錄了農村女子（主角是紅苗）為了賺錢養家，替老父治病，到了北京從事性工作，電影導演叫徐童，他說拍這片，是為了刻劃底層人的社會生存環境。但他拍片時的操守，卻被一直揭發有違道德，包括主角紅苗並不知道電影會在國外上映，導演沒告之被拍者自己的拍片動機和用途，片中紅苗的姐妹閣閣，被投射成一個出賣姐妹的人。有被拍者一直在網絡控訴被拍片，自己一直表示不能拍，不能公開。事實上，據徐童自己在2009年親口承認，他是在拍完才決定製作成紀錄片的。

（圖片來源：《麥收》截圖）

在爭議不斷聲中，據當時的報道，2009-2012期間，被拍者、內地團體及香港團體多次反對放映。但這反而招來不少觀眾來到香港看電影。其實在中國大陸從事性交易，處分可以是「強制集中進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產勞動，使之改掉惡習。期限為6個月至兩年。」當事人的親朋，也可以受到不同的排擠。

紀錄片中人被拍甚至被偷拍，在道德上當事人是否有權阻止？是否都該先簽同意書？最後成品是否都應該先讓當事人看過並同意？

（圖片來源：《麥收》截圖）

學者井迎兆曾在《當前紀錄片討論的幾點迷思》一文中寫到：「從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醫學，每一個學門的角度，談到研究第一章就是倫理，絕對不能傷害到你的研究者，或者說是informant，絕對不能傷害他們的隱私，這是一個研究者先天的責任。」

筆者從事傳媒工作多年，在傳媒範疇之中，最後成品不能也不會讓被訪者先過目，否則有礙採訪的獨立性。在是否公開某些訊息、對話，會否傷害被訪者這些抉擇上，道德界線往往由不同的傳媒機構作風決定，也因應不同記者自身修養有所不同，但當中還是有大原則的：一，事件有沒有公共性？你要揭露的，是跟眾生有關，還只是想滿足個人的偷窺私慾？二，被攝者/被訪者有否公權力？如果你要揭破的是政府一些政策紕漏，政府官員想找藉口抵賴，但你手上有非正式得來的文件顯露了真相，這些證據自然非同小可。但若接受你訪問的只是弱勢團體，他/她們接受訪問的初衷，是因為無處發聲，但你竟然出賣了他/她對你的信任，事件有多嚴重，可想而知。紀錄片業界普遍也有這個概念（若涉及公眾利益，隱私可稍為退讓）。

（圖片來源：《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筆者跟一名香港某大學電影資深導師談過，他一直強調，紀錄片最重視的是與被攝者的信任，他當初看《十九歲》就很奇怪女孩與導演一直沒有互信。而她們一直讓你赤祼祼的讓你去拍，公開自己的過去和家庭等隱私，卻不知道你拍了甚麼，會怎麼剪接（怎麼投射），這件事本來就已十分奇怪。

2009年，美國由45位紀錄片導演及製作人發布的Honest Truths: Documentary Filmmakers on Ethical Challenges in Their Work談紀錄片倫理，第一條守則，就是「尊重你（易受害）的受訪者。保護他們免於被攻擊，別讓他們的處境變得比遇見你之前更悲慘。」甚至有紀錄片導演認為，拍紀錄片的守則，要比新聞還要嚴格，因為雙方付出了信任和感情。

（圖片來源：《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這兩天張婉婷導演接受訪問，一直說與這班女孩「識咗十年，以為大家好Friend」，英華副校長甚至在片中說：「我要用上帝的愛浸死佢」，但原來拍攝過程中有數人一直抗拒被拍，有一人由中一哭到中五，哭了五年才容許她退出，所以這就是學校用上帝的愛浸死學生的方法？到了事件被揭露，發起拍片的前校長還在說（拍片過程）要平衡三方利益，校方一直對學生說要「相信學校」，難道保護女孩們不是首要目的？對於一直被傷害，只要信不要問？

（圖片來源：《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被攝少女們在成長期被拍，她們是一班未成年少女，一直被騙被隱暪真相，甚至被半恐嚇（說阻止可能會有法律責任）。香港八十年代導演們大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在劇情片上大家還可以容許接受，但拍紀錄片卻不一樣，最後電影公布停止放映，最後一日放映張導演到了戲院做映後談，還說「這麼多人來看，自己很感動」，電影「在溝通後或者可以再上映呢」等等說法，可見沒有真正反省，到底她是真傻還是與時代脫節？

（按：筆者撰寫本文，參考過「清大彭明輝的部落格」：鏡頭的暴力：紀錄片的倫理（上）（下）兩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