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黃綺琳今年編寫的電視劇作品《歎息橋》(The Gutter)，英文劇名取自奧斯卡.王爾德在 1892 年創作的劇本《溫夫人的扇子》中的對白:「我們都活在陰溝裡，但有些人仍然仰望星空。」(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金都》劇照

不能活在標籤下

「女人，從來都難寫，女人有層次，情緒好複雜；男人的情緒較簡單。」黃綺琳從編劇的角度簡單理解男與女。女校出身、在中文大學讀生物的黃綺琳分析男女的特性，文理兼備，「女人經歷月經的痛楚、生育苦難，一定比男人強。Super Hero 的電影只是男人的精神投射而已，男人從來都怕痛。」可是，她不認同香港女人特別強，只是香港經濟環境給予女性空間發揮，社會地位提高，但不代表香港擺脫了父權的框架，有時甚至是女性附和了這種父權傳統。

「如果一個女人在辦公室，有男同事跟你講咸濕笑話，你會附和笑兩聲，還是反駁他？不同的反應，代表了你有沒有意識擺脫父權。」

記者問她:「那你是女權主義的導演嗎?」黃綺琳說:「很多人以為女性導演一定要平權，拍女權主義電影，我不是。這個世界沒有平權，亦無需要去平權，除非像印度，女性被嚴重欺壓，需要去爭取女性權益。」

電影中的阿芳對於奶奶扔走自己家中小龜，纏身如蛇的男友，瘋狂的 WhatsApp 攻勢，阿芳表現得「無所謂」，其實她有很多話兒憋在心中。首次執導《金都》，在充滿羈絆的世界，女人該不該信她的命?答案都在《金都》裡:「阿媽看《金都》之後，沒有好好評論，只是說『剛才觀眾的反應不錯，有些笑聲。』」因為她知道張莉芳是我，也知道 Edward(男主角)是前度。」

在父權的社會，香港女人還要背負「港女」和傳統女性的標籤。那種「不甘心」，黃綺琳屈在心底很久，「我不知道『港女』是代表什麼，現實拜金，女強人？所有對『港女』的想像都是 generalize，是一種標籤，並不準確。我在女校有半班同學都是在中學跟初戀的人拍拖十多年，然後結緍;其他女同學擁有自己的事業，所有『港女』的定義都說不準。」

感情真空期，母女「二次」接觸

黃綺琳是家中的孻女，家人都叫她做「阿妹」，父親很自豪家中出了一個女導演，可惜父親在去年 2 月魂歸天國，無緣在戲院看《金都》上映。摯親離開，黃綺琳發現要更多空間自處，她決定跟前度男友分手，做她想做的事。

在疫情之下，《金都》斷斷續續上映，黃綺琳一看再看《金都》，感覺是在梳理過去跟前度的關係；2020 年，經歷漫長的「隔離時代」，她開始細聽自己的聲音。「在時代巨輪下，我需要空間想想自己需要什麼，我需要沉澱。」黃綺琳開始學習長跑，亦重新學習跟母親相處。

在這段「難得」的感情真空期，搬回跟母親同住，開展了母女「二次」接觸。去年冬天，黃綺琳跟母親結伴到大阪學日文，平日到日本語學校上課，周末跟母親四處觀光，母親的日語突飛猛進，她笑言:「我始終講不好日文。」在這個旅程，女兒重新了解思想守舊的母親，母親重新認識已成為導演的女兒。

黃綺琳分享一次北海道母女浸溫泉的經歷。母親問她泡湯前為何要用綿條，「這些是結婚後先用的呀。」女兒思考一陣子，才領悟當中意思。母女思想南轅北轍，在家中磨合需時，漸漸理解媽媽心中的女兒始終是「阿妹」，不是一個導演，彼此享受母女一起生活的光陰。

兩個女人在家中，不時展開女性的大辯論，母親經常替她擔心再沒有伴侶，錯過生育黃金時間。黃綺琳坦言，年過三十，自己也開始焦急，她一直想生育，偏偏愛情和生育的交錯點並不接合，但她深知心急不來。黃綺琳並不掩飾對生育的渴求，「有想過向朋友借種。」跟母親談到這個話題，母親便攻擊她做人自私，生了小朋友後，卻不能給他 / 她一個健全的家庭。

「生 / 不生，在這個年代，其實都是一個自私的決定。」在生育上，黃綺琳看得開，不抑壓生育的慾望。在電影，她一貫「迷茫」，在現實生活上，她卻找到很確切的答案——「黃綺琳想留些東西在這世界」，生育是其中一種，在電影世界，她留了一齣《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