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維園見」：公園的公民意義
以「維園」為題的報導不外乎是樓盤、年宵、花燈、六四、七一，另一種則直接以維園為丈量單位，例如寫2019施政報告：「擬五年收回400多公頃私人土地 相當於21個維園」，或者報導南加州山林大火的標題：「面積等同兩個維園」。為甚麼？論面積，維園並非全港最大，卻是最多香港人踏足的公園。除卻本身的休憩用途，維園還是公民運動啟蒙場地。
文化人梁文道在十年前的一篇文章〈容器〉中提到維園之於香港人的意義：「假如沒有維多利亞，沒有因它而生的整條遊行路綫規劃，我們還能夠想像甚麽叫做政治集會與大規模的遊行嗎？……隨時日漸久，儀式成型，大家發現一座球場居然就是點算人數的工具。我們進去又出來，就像一個量斗裝滿之後再傾清，進去裝滿它，出來倒光它，一杯杯的米，一球場一球場的人，順序流向夜裡的街道。只要被計量過，事就成了。用報紙上的說法，這叫做「市民表達了他們的訴求」。然後我們會去就近的窄街，覓一食店，聊天宵夜，再回家洗去身上的臭汗，由數目還原為人。」
昔日「迫爆維園」的盛況，往後未必再見。（AFP）
全球各地 奪回公園之戰
世界上也有不少公園被轉化為抗爭或運動要地的例子，例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People’s Park在六十年代已是抗爭地點。1969年，校方要將公園改成足球場，令三千人遊行要「奪回公園」，結果一個學生被警方槍殺，另一人被射盲，這天被稱為「「血色星期四」（Bloody Thursday），至今，公園仍然開放給學生、市民及無家者，成為反對建制的抗爭象徵。
此外，2011年「佔領華爾街」抗議者聚集和搭建營地的紐約Zuccotti Park、設有演說者之角（Speakers’ Corner）和容納大型集會的倫敦Hyde Park、定期舉行受害者家屬集會的Laleh Park。較近期的要數2013年土耳其的「佔領蓋齊運動」，最初只是由50個環保人士發起，抗議政府將伊斯坦堡新城區僅餘的公園Taksim Gezi Park改為商場，後來警方出動水炮車和催淚彈驅散，演變成數百萬人示威及全國罷工。
People’s Park在六十年代已是抗爭地點 Photo: Greg Peterson / The Chronicle 1969
維園是一種儀式
而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退休教授馬傑偉則曾以六四集會作例，指維園為「活歷史」禮儀：「維園的意義卻比以前更見重要……民間的六四歷史教育，香港角色吃重，每年六四悼念肩負再現歷史的重大責任。將來當國內六四研判有變，又或港青重拾自信與希望，維園也許會再次燃起新一代人的燭光。」
六四燭光晚會是世界上少有能持續多年的燭光悼念集會，根據主辦方統計，今年的晚會有超過十八萬人參加，是繼六四事件二十週年後參與人數最多的一年，有評論認為這代表香港人已由前幾年反對行禮如儀、杯葛集會的「去六四化」轉變至「再六四化」。在人心和輿論更迭間，更顯得維園這一固定集會地點的重要，不論人數多少，你來或不來，它都在，在等待終究放不下的人。集會中，有大學生接受訪問時說：「「恐怕這次會成為香港最後一次六四晚會，這次不來，以後就沒有機會再來。」果真一語成讖。
今年11月警方首次於維園施放催淚彈（Reuters）
還嗎？
確實，在維園集會並非必然。支聯會在1997年申請回歸後的首次七一遊行，就被市政局否決於維園起步，遊行改於天后港鐵站出發，逾3,000人在回歸日冒雨遊行至舊政府總部。此後十多年相安無事，直至2017年又遇阻。今年八一八警方則只批准集會，不批准遊行，迫使市民用盡方法，四面八方湧進維園，而上個月警方更在維園施放第一顆催淚彈，則正式改寫了維園的歷史。
本來維園非常「和理非」，四周綠草如茵，可以論政可以拍拖，集會人士扶老携幼，完全沒有預料變成戰場，當時在場的記者關鎮海這樣描述：
維園是香港民主自由的Symbol，多年來遊行在這裡出發，保釣行動的學生靜坐被皇家香港警察打至頭破血流，八九民運連港區全國人大鄭耀棠都曾經在這裡手牽手喊過「民主」。過去大型遊行就算發生大大小小警民衝突，灣仔鵝頸橋至金鐘一帶是高危地區。至少，警方有意避開生活區與群眾發生衝突，如果維園的集會有一定的合法性時，警方從來沒有理由在高士威道、告士打道佈防。
當日警方只給予兩分鐘，要大批民眾在草地跌撞疾走，他形容：「歷史性向維園射的每一發催淚彈，也正中香港民主自由的心臟。」
隔天的「星期日生活」編者話題為〈2047還會有維園嗎？〉：「昨天維園原定有集會，但和平集會似乎愈來愈不可能，防暴警更首次在維園放射催淚彈，完全沒有預期或預備的市民爭相走避。維園本來是香港最開放的聚眾空間，可以議事，可以談情，如果這一刻叫我想像香港的2047和未來，維園可會有一個碑紀念今日，碑上會寫上什麼？」
往後，維園或會打回原形，變為純粹的休憩公園，而在維園抗爭的記憶只留在我們心中。
11月2日後，民眾開始改在銅鑼灣其他地方開始遊行或集會。（Reu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