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Atwood想過為《侍女》寫續篇，她理解讀者會心急想知道June/ Offred的下場如何，但她寫不出，因為這樣寫就會變成寫福爾摩斯的故事一般。到2017年電視版播出，劇中由Ann Dowd飾演的Aunt Lydia，她的出色演繹令角色更加立體，激發Atwood以這個角色的視點出發寫續篇。

今年9月，續篇終於完成推出，取名《The Testaments》。續篇是以Aunt Lydia的視點出發，有看原著的人都知道，Aunt Lydia在劇中是無情的敎頭角色，負責將Gilead這個新世界秩序向侍女灌輸。Atwood在續篇中把她描繪成一個更加複雜的角色，同時也為Gilead的誕生，及其最終滅亡提供了答案。

很多人說Atwood是末日預言家。兩年前，《The New Yorker》冠名Atwood為「反烏托邦先知」，她1976年推出的一本小說《Lady Oracle》，也是作者的另一個暱稱。只要看過有關她的文章，當會發現她這些年寫過的東西：實驗室培植肉類、環境災難、國家監視、生育自主權被剝奪、抗菌衣服……都一一應驗了，但Atwood抗拒末世論者的標籤，認為這是對反烏托邦小說的誤解。如果大家看她的小說，認定是對未來的預測就錯了，她的書全是對當下時局的詮釋。換句話說，如果你看的跟我看的不一樣，其實有點像《權力遊戲》給Sansa賜犬決的Ramsay，他也曾經意氣風發地說過，「you’re not paying attention」。

《侍女的故事》推出至今30多年，一直都廣受歡迎，但兩年前同名改編電視劇推出，令更多人接觸到原著，更廣泛被視為末世預言，而作者更被視為擁有千里眼。Atwood覺得這一切都是源於人們害怕。當事情崩潰時，人們會變得更加保守，他們願意為局面得到控制，就算以公民自由來交換，也在所不惜，那些伺機而動的人就有機可乘，他們會以Mr. Fix-It-All的面目出現，但解決問題先生是有代價的，這個代價隨時一個不留神，就從你手中一點一滴溜走，可能是民主，可能是自由，就像小說中的June，當她回過神來發現，已經太遲。

有點像「I told you so」，是含淚說或含甚麼也好，是不是預言，皆一一實現，說中那位，其實一點也不好過。

今個月，美國新聞網站Vulture找了2010以來，這十年間對流行文化影響深遠的人來作回顧，其中一位正是Margaret Atwood。因為對鎮壓性的政體（repressive regimes）了解深刻，時光倒流，希特拉身邊的支持者也有不少是女性，在《侍女》中，也有「性別叛徒」（gender traitor）的說法，Atwood說，這是老掉牙的故事。層級制度就是古往今來已有的，身處頂級的男性，他們身邊的女性，所擁有的權力、影響力、金錢和物資比普通男人都要高。打個比喻，如果那是一列載滿黃金美酒的火車，很多人會想坐上那列火車，不論男女。

這些支持者的動機，通常得三個。第一可能是真心相信的人，即是我們俗語說的「真心膠」；其次是機會主義者，既然遊戲規則是這樣，你不玩有別人玩；第三才是恐懼：「如果我不這樣做，我將受到某種程度的懲罰。我將被排除在外，我將被殺死，我將被判入獄，我將消失。」在真正徹底的極權主義中，恐懼是個很大的元素。

Sound familiar？現在我們以顏色分政見，自問是哪邊陣營的人，尤其是對家的，有多少是真心膠？機會主義者？以及給恐懼驅使的人？大家心中有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