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 1972 年 (Generation X )的 Alessandro Michele 雖然不是 millennials ,但作為一位非典型名牌接班人。他的父親 Vincenzo 曾是嬉皮士,擁抱左翼大愛精神,男友 Giovanni Attili 是羅馬大學社會科學教授,加上母親對他在電影和古著上影響,Michele 不但有美學眼光,還能夠為創作帶來富社會意義的哲理。精神上與新世代完全接軌的他,除了在 Gucci 的時裝呈現上擴闊不同年齡、性別、種族的光譜外,在應對危機時往往能夠表現出他對社會人文現象的了解,化險為夷。例如被指抄襲黑人設計師 Dan Dapper 1980 年代的「山寨」名牌時裝,他立即道歉兼邀請對方達成官方合作。
最新 Gucci 公布的業績放緩,銷售額同比增長了 13%:與同行相比增長依舊很快,但與去年同期增長 40% 的銷售額相比卻相去甚遠。Kering 首席財務官 Jean-Marc Duplaix ,集團的確擔心,去年毛衣面罩因設計似 black face 被杯葛下架後美國市場的反應可能會影響回報率。集團在事件發生不久後,馬上聘請全球多樣化總監避免發生同類事件。這反映了品牌認真對待政治正確的種族議題,終究受制於利益最大化的商業邏輯。
不禁也令人想到而近期發生了一連串關於品牌設計傷害了中國領土國家主權的爭議—— Versace、Coach、Givenchy將 Hong Kong 或 Taiwan 與其他國家並列,中國代言人紛紛割席,更引來網民翻牆到品牌 IG 留言漫罵。品牌對於政治敏感的「過失」,往往向來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的確,在全球化愈來愈多文化互相碰撞的世界,創作應要更有同理心,避免傷害他者,但若果有群體懷有極端民族主義「玻璃心」作祟,煽動網絡欺凌,又會否造成矯枉過正、濫捕甚至殺死創意的惡果呢?
除了政治正確的敏感題目,另一項時尚界日益關注的就是環保議題。無論是大量生產的 fast fashion 造成勞工剝削和污染,還是奢侈品牌大量銷毀未出售舊貨,都令人一直詬病。整個時裝業成為世界數一數二污染源頭,但每天面對環境危機成長的新一代,不少都帶覺醒拒絕快時尚——去年 ZARA 業績增長大幅放緩,H&M、Gap 等業績亦出現下滑。品牌都開始強調可持續發展,例如 H&M 不但設立獎項支持技移研發,亦在門市提供優惠吸引顧客拿舊衣來回收以改善形象,高端品牌自然也不會坐以待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