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電影、音樂、文學、藝術等領域,強調為社會發聲與關注人性,公眾對時尚產業的印象較為花邊:嬌美模特兒穿戴漂亮行天橋出席派對;設計師不惜工本製作極華美但平民穿不起的高級服飾;有錢人揮金如土般購入昂貴手袋、服飾和化妝品等,是個很奢靡的花花世界。
但時尚是否僅止於此?決不。細看歷史流轉,曾有不少勇敢又前瞻的時尚工作者,曾經運用不同作品與方式,思辨時尚與人的關係、負起品牌社會責任及參與公共議題,使這門學問不只流於消費、潮流與外在美,也真正溝通人心,牽引出每顆靈魂獨特的個性與魅力。
在閃耀的天橋之上,媒體的鏡頭與時尚迷的目光,總離不開設計師與模特兒的風采。可是實際上,任何一件服裝與飾品,除卻依靠設計師的創意,更需要諸位裁縫、採購人員及舞台製作單位等默默付出,方可順利登場。奈何幕前光芒太亮眼,幕後勞動者的心力,常被輕率地蓋過或忽略。
悍衛勞工權益,可說是時尚界百年發展中貼身議題之一,而最近的例子,可數 2019 年意大利奢華內衣品牌 La Perla 罷工事件。隨近年女性看待身材態度的轉變,許多內衣品牌紛紛遭受不同程度的衝擊,銷售數字的下滑,近月, La Perla 為保企業的利潤及停止虧損,管理層正計劃裁員與重組,但因為沒有向員工公佈善後、安置或補償措施,觸動工會展開近 16 小時罷工,迫使高層於 7 月 2 日召開緊急會議,回應員工訴求。
類似罷工,早於 1909 年也曾在紐約發生。當年美國時尚產業興盛,但製衣女工每周工時長達 70 小時,但日薪僅得三美金,也缺乏其他福利與安全保障,於是猶太籍女工 Clara Lemlich 挺身而出,挑戰保守的男性工會,成立國際女士服裝工會,並率領超過 15,000 名工人走上紐約街頭,展開「The Uprising of 20,000」女工抗議活動,以歷時三個月的罷工與抗靜,不斷被拘捕與打壓,最終獲得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ILGWU)、美國全國婦女工會聯盟(NWTUL)及女性大學生與上流社會女士支持,成功提高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工作待遇,是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案例。
時尚模特兒看似集萬千寵愛,常可穿上最潮流的服飾、享受最時髦的玩意,但她們或承受著同業的激烈競爭隨時被淘汰、或為滿足設計師要求需纖體瘦身、或被限品牌形象所限有自我,甚或被性別定型視作玩偶等問題,亦自有不為人知的辛酸。
而美國名模 Lee Miller,可說是業界內「打破框架,做回自己」的終極典範。Miller 天生麗質,不僅自小被父親當成攝影對象,長大後還於紐約街頭被傳媒大亨 Condé Nast 慧眼發掘當上《Vogue》雜誌封面女郎一炮而紅,並成為了攝影藝術家 Man Ray 的愛人和繆斯。
然而 Miller 天性自由不羈,很快厭倦當模特兒任由擺佈,於是她向 Ray 討教攝影之道,並努力學習、展現才華,以實力於男性當道的攝影圈冒出名堂,並跟不同藝術家結成友好,轉型成為超現實主義女性創作先鋒。再者,Miller 因童年曾被父親拍裸體藝術照供友人欣賞、又遭男性長輩性侵,故發展攝影與藝術事業後,對於男性的掌握格外反感。當她於紐約成立個人攝影室後,因與 Ray 感情轉淡就決斷分手,只維持終生友好的關係,後來又出於對異國風情的嚮往,先後遠嫁開羅的埃及富商,再離婚改嫁英國收藏家 Ronald Penrose,表現出不畏男權、情慾自主的一面。
事業上,Miller 也極忠於自己。雖然早年當上一流攝影師,備受同性的明星與模特兒歡迎,但她有感時尚與肖像攝影非精神歸宿,反而受二戰影響對社會議題關切,於是開始為倫敦版《Vogue》擔任戰地記者供相給紐約總部。恰好,此時 Miller 又遇上生命中另一重要男性知己 ——《Life》攝影師 David Scherman,在對方協助下得到美軍戰地記者的身分,得以隨部隊進入歐洲戰場,成為當時唯一戰地女記者,見證過巴黎解放、盧森堡戰役、解放猶太集中營等德軍種族滅絕的證據。當 Miller 拍攝的照片於《Vogue》刊登後震撼各國,也首次將時尚雜誌與時政、民生的關係緊扣,消弭人們對「模特兒沒腦袋」、「女人沒實力」、「時尚離地又商業」等刻板印象,亦徹底撇除自己隨意被玩弄的人偶娃娃形象,以「攝影師」身分獲得認同。
Miller 最為人讚嘆與流傳的作品,是她隨 David Scherman 深入希特拉於慕尼克的秘密居所,脫去軍裝躺進浴缸,泡了一個驚世駭俗的澡,及拍攝一張反差極強、諷刺納粹的照片,成為時尚界抵抗威權的標誌性人物。
Text by Ec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