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a Wintour 反民意升職｜深度點評時裝傳媒背後的價值

上周二，Condé Nast宣布集團藝術總監、美國《VOGUE》主編Anna Wintour晉升為首席內容總監及全球編輯總監，進一步掌控旗下多國版本出版物。同時，張宇（Angelica Cheung）卸任十六年中國《VOGUE》主編一位。面對數碼媒體衝擊，兩大「時尚惡魔」的人事升遷，背後代表了「時裝傳媒」還有什麼價值？

美國《VOGUE》主編Anna Wintour晉升為首席內容總監及全球編輯總監。Photo: IG@ theannawintour

中國《VOGUE》「女魔頭」Angelica Cheung退下火線，初代主編換班完成

11月尾，從2005年創刊任職至至今《Vogue服飾與美容》編輯總監張宇宣布將於12月8日離職，中國Condé Nast集團未有公佈接替人選。近年早已多次傳出張宇即將離職， 同期的對手《時尚芭莎》的蘇芒、《ELLE世界時裝之苑》的曉雪等幾位中國第一代時尚主編相繼退下，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香港讀者未必熟悉Angelica Cheung，甚至覺得這位前中國《VOGUE》大姐有點其貌不揚，不似其他女主編般時尚有型。其實她來頭不小， 身為中國外交官女兒，主修法律和英國文學，後獲MBA學位，回歸前來港曾任《南華早報》記者、香港《Marie Claire》，中國《ELLE》主編，最終成為14億人口的時尚聖經主編。在任期間，張宇見證中國成為奢侈品全球最大市場，她也為《VOGUE》品牌開拓《Vogue Film》、《Vogue Me》等支線產品，並籠絡中國明星（如陳偉霆與Chanel）與時裝業之間的協同作用。

兩個月前，中國Condé Nast 突然換上新董事總經理李莉。沒有出版業背景、曾在唯品會和奢侈品牌擔任高管的她，任務自然是為應對出版業寒冬進行改革。去年，Condé Nast International 錄得自1995年來的首度虧損，在人事任命上為數碼化轉型求變屬必然之事，尤其對手的掌舵人也趨向年輕化，如台灣《VOGUE》 和《Tatler》換人後，新主編均是八、九十後的KOL類型人物。

Vogue Taiwan 總編孫怡，是台灣第一名媛孫芸芸的親堂妹，同時是KOL，被任命時才34歲。Photo: IG@sunles

張宇標誌式的冬菇式Bob頭髮型，多年來被認為是模仿Anna Wintour，而Wintour代表的則是一套 Condé Nast 的傳統作風，這種形象和作風通過電影《穿Prada的惡魔》變成家喻戶曉，說得好聽是「以權威確立時尚」，難聽一點就是「最大最惡最正確」。來到將近2021年，此模式逐漸步向江河日下。

「穿Prada 的惡魔」Anna Wintour 再上層樓，反映《VOGUE》進退維艱

另一邊廂，年初因為種族歧視備受輿論壓力攻擊的 Anna Wintour 不但未有下台，反而再上層樓，權力觸及所有 Condé Nast 直接營運的版本《VOGUE》（特許經營的香港版不在此列）及旗下其他出版物。此外，英國版黑人主編 Edward Enninful 也被任命為歐洲區《VOGUE》編輯總監，有網紅地位的意大利版《Vanity Fair》俊男主編Simone Marchetti 則成為該書的歐洲區編輯總監。

美國版《VOGUE》同樣飽受數碼化浪潮衝擊，遇上2020 大疫情廣告收入暴跌，Condé Nast 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除了減薪裁員外，真正的問題還是亟待徹徹底底的改革。

Anna Wintour 自1988年執掌美國版《VOGUE》，擅長將時尚與主流大眾與商業連結著稱，例如首個封面讓模特兒穿上Christian Lacroix 高訂襯牛仔褲；例如讓一眾荷里活明星、甚至民主派政治名人（e.g. 第一夫人米雪奧巴馬）登上封面，還有還時裝展覽飛入尋常百姓家的Met Gala（McQueen展錄得60萬人入場），在在說明她的「賺錢」和「賺人」的能力。

可是，面對傳媒業轉型和主流文化劇變，Anna Wintour和她代表的Condé Nast似乎仍然無法華麗轉身。

Anna Wintour首個執掌的封面讓模特兒穿上Christian Lacroix 高訂襯牛仔褲 Photo：Pinterest

大數據時代：「權威」《VOGUE》失廣告；表面政治正確，實則白人至上

首先，在互聯網世代只有流量為王。從前配合「市場調查」在紙媒落「硬廣告」（display ad）的「遮醜布」被大數據無情撕開，所有來源、收視、點擊，甚至閱讀時間一覽無遺，赤裸裸地打破了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神話——廣告預算不一定要投放到「好睇唔好食」的威權式時尚媒體，總之能夠帶回可追蹤消費的才是好的優質媒體投資（例如直接的Influencer或言之有物的新平台），換言之是革新的商業模式。

第二，在意識形態上美國《VOGUE》說得難聽一點簡直是「白右扮革命」。2020年中起的George Floyd之死引發的種族平等議題（Black Lives Matter），令Wintour與美國人民文化的割裂進一步暴露。時裝歷史學者 Shelby Ivey Christie在Twitter指控，在《VOGUE》及其集團任職時，是職業生涯中最具挑戰性也是最痛苦的時光，來自白人同事的挑戰和欺凌、工作成果不受尊重、糟糕的薪資和種族歧視讓她感到精疲力竭，全因這位前員工是黑人，但不是她能放在封面的Serena Williams。——這是Wintour口舌上怎樣反Trump都無法洗脫的。「形左實右」是Wintour代表的舊時代價值觀，所謂「進步」編採方向掩蓋的仍是不滅的殖民主義幽靈，令《VOGUE》夾在左派和右派之間裡外不是人。

然而，Condé Nast在此時選擇繼續撐Wintour，反映了集團高層未必希望迎來過於劇烈的霹靂改革手段。《穿Prada的惡魔》早有預視，Anna人脈資源仍然是她最大籌碼。最近Harry Styles成為首個美版《VOGUE》封面誠然精彩而極具話題，展現出的就是一本權威紙媒才能玉成的創舉，這是新媒體暫時無法取代的，但71歲Anna能否把這份獨特的powerhouse力量與新時代接嫁，似乎仍然是未知之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