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來自中產階級的基督徒,且跟女性結婚。」這樣的自白,是一直都生活在「傳統」家庭裡的 Marie-Clémence Bordet-Nicaise ,過去從未想像過的狀態。一直以來,Marie-Clémence 似乎都走在眾人眼中的「正軌」之上:有著與一位牙醫的婚約,即將步入家庭生活,這一切卻在她於 2009 年在職場上遇見 Aurore 以後,經歷始料未及的劇變。
Marie-Clémence 這位 32 歲的年輕女性,在她的第一本書《我們無法選擇愛情 (On Ne Chose Pas Qui On Aime)》當中,娓娓道來向父母坦白、受恐同人士暴力、同志婚姻等自身經驗。她們的關係,是一則再純粹不過的愛情故事,卻也橫亙著不容忽視的複雜插曲。Madame Figaro 編輯部從她的著作出發,與 Marie-Clémence 慢慢聊起書裡書外的大小事。
Madame Figaro:在遇見 Aurore 之前,妳曾對自己的性向感到困惑嗎?
Marie-Clémence:從未。在我的生涯裡,我從未被這個議題困擾,我總想像自己的生命與另一位男性共度。不過有件事是確定的,我並沒有將性別與愛綁在一起。我與 Aurore 的相遇,在我與任何人的相遇之上 ── 我遇見的是靈魂。她是位女性的事實僅是其中的細節而已。由於社會仍十分制式化 (coded),當我宣布我與 Aurore 的關係時,人們問我這是不是代表我是同性戀。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因為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因此我求助心理醫師,她說我無需定義自己。我愛上一位女性,但我無需把自己塞進某種框框裡。我有自由去愛我想愛的任何人,而不用去證明我「改變立場」了。
Madame Figaro:妳公開關係時,曾說 Aurore 不會在公開場合與妳卿卿我我,但私底下她其實是很熱情的。為什麼呢?
Marie-Clémence:Aurore 比我年長八歲。八個年頭,法國同性戀歷史經歷了很大的改變。她屬於另一個世代,一個與我經歷不同的人群眼光的世代。因此,她傾向平息我的狂熱。一開始,我並不覺得在深夜的公車上親吻她有什麼問題,相反地,Aurore 卻很害怕這會使我遭遇到恐同人士的暴力,而把我嚇跑。
Madame Figaro:書裡妳曾提及第一次遇到恐同人士的經歷。
Marie-Clémence:Aurore 住在巴黎郊區。有天我們一起在清晨等公車,我擁抱她,遠方站著一位年約 35 歲的女性與她的兩位年幼小孩。她怒視我們,對小孩說道:「不要看,那是惡魔。」並以手遮擋孩子們的眼睛。Aurore 建議我不要回應並忽略就好,但我為這些孩子們感到哀傷。當你接受這種教育,如何成長為擁有開放心胸的人?
Madame Figaro:妳的家庭是什麼樣子呢?
Marie-Clémence:我的父母以基督教價值觀與開放心胸,教育我、我的兄弟以及兩位姐妹。他們教導我們沒有人應該遭遇拒絕與暴力。然而,我們不談論同性戀。這是「傳統」家庭不太會觸碰的話題,或許是因為這太過親密了。我小的時候,對同性戀的唯一認識就是 Gay Pride 同志大遊行,但那形象有些脫離現實。
Madame Figaro:如今,社會心態是否改變呢?
Marie-Clémence:我們較少接受到評論,但會有一些視線。Aurore 不喜歡,不過我傾向告訴她那只是視線,而那之中並沒有判斷。另一方面,針對男性的恐同攻擊正在增加,他們被踢出酒吧,那是很可怕的事。對女性來說,我覺得恐同人士的表現不太一樣:身邊的人說的話 ── 像是我們不該擁有女性適用醫學人工生殖 (procréation médicalement assistée,PMA) ── 較為小心卻也一樣傷人。
Madame Figaro:當妳決定向父母坦白妳與 Aurore 的關係時,妳對他們的反應感到害怕。
Marie-Clémence:我非常怕讓他們感到失望。怕他們會說我不是他們想的那樣,怕打破什麼、怕失去他們的愛、失去我在他們眼中的價值。但我知道他們不會把我踢出家門,這是許多人很不幸的經歷。
Madame Figaro:跟妳預期的不同,父親試著理解,而跟母親之間則有什麼破裂了。
Marie-Clémence:對我父親來說並不容易,但他把情緒跟憂慮先篩除。他讓我知道無論怎麼樣,他都愛我。那一刻我也終於感覺到,他把我視為一個成年人了。但他仍非常在意他人眼光,擔心我將要受的苦。他也注意到我想成家的渴望,與一個女人在一起,等於告別了一位母親的生活方式,畢竟當時還不太有人談論 PMA 的可行性。我的母親就比較難面對,有些深層的事被挑起,她會對我說:「妳不是個母親,妳不會懂我的感受。」她覺得她比我更了解我,她深信我只是誤解了自己的感覺。
Madame Figaro:2012 年, François Hollande 贏了總統大選,幾個月後便開始在法國開始 “La Manif Pour Tous (March For All)”反對同性婚姻革命。妳如何度過這段風波?
Marie-Clémence:人們突然反對我與 Aurore 的愛。我們看見人們一夕之間開始為你決定你想結婚與否、想擁有小孩與否。電視上能聽見可恥的言論,那段時間極為難過。另一方面,我觀察到同性戀們選擇忽略。我個人更了解自己這幾年來的立場,但我無法忍受暴力的言論,以及這場迫害蔓延許久的事實。
Madame Figaro:此時妳決定與基督教信仰做切割。為什麼?
Marie-Clémence:我感到被攻擊。我不再理解教會,這個我曾覺得歸屬、感到被愛的地方。雖然教會一直都沒有提出對婚姻的官方立場,我們卻看見牧師與其他基督徒家庭加入迫害,甚至有點像是基督教針對同性戀的一場十字軍東征。當時,我仍是信徒,會在週日前往彌撒,但我可不想一輩子扮演鴕鳥。我當然有權以同性戀的身份存在,卻沒有這以外的任何權利。那天我在教會收到邀請我出席 “La Manif Pour Tous” 遊行的傳單,我便決定再也不去教會。
Madame Figaro:法國總理 Edouard Philippe 宣布開放所有女性適用醫學人工生殖 (procréation médicalement assistée,PMA) 的條文。妳們是否參與其中?
Marie-Clémence:我不會公開宣傳,我與協會也沒有關係,但我支持 PMA。我們可以結婚卻再也不能往前。Aurore 跟我從 2018 年七月開始就成為了小查理的母親,在婚禮上,我們通常能收到一本族譜,但我們卻沒有權力找到一本。除此之外,Aurore 還不是 Charlie 的官方母親,要成為官方母親,必須遞出認養申請,並證明家長有至少六個月完整地與孩子生活在一起。通常整個程序跑下來,Aurore 需要一整年才能成為 Charlie 的母親,並讓 Charlie 能冠上她的姓氏。
在東方,2019 年五月剛通過同婚專法的台灣社會,也在「同」溫層裡經歷了十分相似的變革與情緒。法案的確立,確實給予了族群來自官方的一大捍衛,卻難以就此梳理有聲無聲的對立與煙硝。Marie-Clémence Bordet-Nicaise 的名字不僅是一個故事,更凝聚了許多尚未言語化的苦楚。心的寬廣,需要餵以更多視角一點一點鋪開,我們都能以自身的影響力,一齊盼著那個日子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