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韓國藝人輕生情況頻繁出現,其中包括出演電影《上流寄生族》的著名演員李善均、偶像組合SHINee成員鐘鉉、f(x)的Sulli以及KARA成員具荷拉,最終選擇走上絕路,令眾多粉絲深感惋惜。根據去年韓國衛生福利部公佈的數據顯示,每年逾1萬3千人自殺,平均每天有35.4人結束自己的生命,比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還要多,而南韓目前仍然是自殺率最高的國家,究竟韓國人為何活得如此不快樂?
從李善均的事件可見,儘管他處於調查階段,到底他是否吸毒還沒未定案,但媒體的大量報道以及警方透露的信息,好像「帶風向」指他是有吸毒,導致他承受了輿論的壓力。此外,韓國警方的做法也是為人詬病,每當韓國藝人「出事」,到警局應訊,總被媒體包圍。他們沒有戴口罩,也不像一般嫌疑人遮掩身份,而且要站在媒體面前回答問題。在韓國,嫌疑人是可以不回答媒體的問題,其個人信息如姓名或年齡也會受到保護。但對於藝人而言,似乎因為他們的身份,就必須接受大眾「未審先判」的罪名。
李善均的悲劇引起公眾進行深刻的社會反思,《上流寄生族》導演奉俊昊跟演藝圈多位歌手、演員以及電影團體發起號召,希望有關機關全面調查真相、媒體刪除錯誤報道,並要求修訂法律以保護文化藝術界的人權,避免重演李善均事件。
韓國有一種粉絲稱為「私生飯」,他們跟狗仔隊一樣追蹤偶像的一舉一動,最恐怖是會跟隨偶像回家、偷拍、潛入宿舍偷內衣褲等,甚至會幻想自己是偶像的另一半,去干涉他們的私生活,且會有一種心態認為自己的支持,偶像才能紅起來,故此偶像稍微有負面新聞,都會放大,從而給藝人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
他們普遍認為,作為公眾人物就必須做出良好的榜樣,絕不容忍道德瑕疵和負面新聞的存在,可見不少韓國藝人因道德問題或不良行為事件遭到指責,甚至被迫停止演藝活動以進行反省。例如,Sulli退出團隊後幾乎無論做什麼都招致責備,即使更新個人社交平台的日常照片也會遭到謾罵,她在生前遺作《Persona:Sulli》表示:「人們好像不把名人或者藝人,當作普通人來看待。別人不斷告訴我,妳是一件商品,只覺得必須把自己變成公眾眼中最好的產品、最優質的商品。」
此外,女團T-ara因「花英欺凌事件」使形象跌落谷底,儘管多年後欺凌事件被澄清,但成員們內心的傷害至今仍未痊癒。在韓國作為藝人要面臨巨大的壓力,只要稍微出錯或受到爭議,就會在網絡上遭受攻擊。當壓力長期得不到緩解時,隨之而來的抑鬱症也會加劇,而抑鬱症被認為是導致自殺悲劇的罪魁禍首。
韓國衛生福利部公佈資料顯示,去年自殺死亡人數為12,906人,比前年減少了446人(降幅為3.3%),超過了OECD平均值的兩倍以上,位居OECD 38個國家之首。輕生原因是,39.4%是由於精神問題,其他原因包括經濟問題(22.5%)和身體健康問題(17.6%)。在新冠疫情後,社會孤立、經濟困境等社會變化。
韓國人從小到大都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生活,電影《上流寄生族》中提到了韓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問題,對學歷非常重視,若不是名牌大學的畢業的話,根本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年輕的韓國人總會以「地獄朝鮮」來形容韓國,意思是像地獄(HELL)一樣艱難生活的國家。韓國人講求團結,經常會說「我們」(우리)意指一個團體的概念,他們不以個人為出發,做任何事都要考慮整體,凡事都要符合社會規範。
韓國首爾漢江有一座名為「麻浦大橋」,由於長期以來有很多人選擇在此處投江輕生,政府在橋上特意包裝成為「生命之橋」,惟效果不彰,試圖自殺的人數反而增加到過去的6倍以上。
韓國整個社會擁有強烈的集體主義意識,所以有不少人認為,李善均之所以選擇走上絕路,全是為了保護家人們,因他一人的問題會影響整個家族,其孩子可能會受到校園欺凌,妻子則可能無法再從事演藝工作。此外,韓國存在嚴重的階級文化和權威意識,家庭暴力、校園暴力、軍隊欺凌、娛樂圈欺凌等問題屢見不鮮。當人處於弱勢地位,尤其是家庭經濟環境不佳其後代都較容易受到排擠,從而被迫選擇逃避現實,繼而引發抑鬱或其他負面情緒,嚴重更會導致精神疾病、自殺、惡意發帖、報復社會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社會的核心問題一直不變,最終都是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